2024年5月，第次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在北京市延慶區全面鋪開。全國身為延慶區文物局文物管理所干事的文物文物微信投票靠譜拉票趙銘巖和同事要把區內已知文物點全部復核一遍，同時尋找新發現的普查線索。

延慶多山，延慶15個鄉鎮，新發現處文物點散落在長城沿線、第次深山村落、全國莊稼地底，文物文物有些地方連當地向導都說不準具體位置。普查

趙銘巖的延慶腦袋里存著延慶很多不可移動文物的坐標。不是新發現處那種精確到小數點后六位的數字坐標，而是第次更具體的東西——哪座敵臺藏在哪道山脊背后，哪處遺址要沿著哪條干涸的全國河床走上多久，哪個村子的文物文物哪位老大爺認得通往文物點的那條被荒草吞沒的小路。

這些記憶，都是他用腳走出來的。他說，“干這行，腦子里得有一張‘圖’。”

延慶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的外業工作在今年三四月份結束。趙銘巖和同事復核了466處已知文物，新發現921處文物。

最難的是找到那些“消失”的文物點

趙銘巖發掘過延慶晏家堡村遼金壁畫墓、火焰山營盤遺址，參與過長城資源調查、微信投票靠譜拉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他回憶，參加長城資源調查的時候，跟著前輩們上山下溝。那時候的條件跟現在沒法比，最大的倚仗就是年輕、體力好。

沒有地圖軟件，就去規劃局把地形圖打出來，扛著圖紙上山。測距離靠兩種辦法：要么背沉重的全站儀，要么用人拉皮尺。“必須到長城上面去，下邊拉尺子，進度很慢。”他說。

設備沉，路也難走。趙銘巖回憶，延慶的長城都在山脊上，車只能開到山口，剩下的路全靠步行。有時候連續幾天都在同一個片區，早上從起點出發，晚上根據進度找到交通相對方便的地方下來，第二天再從這個點爬上去接著走。

這次普查，技術條件好了很多。無人機、精度能達到毫米級的RTK測量儀等。設備跟手機似的，拿在手上就行，效率高。采集到的信息上傳到市級四普平臺，地圖上直接顯現。“數字化、可視化，比以前專業多了。”趙銘巖說。

但技術能解決的問題有限。最難的還是找到那些“消失”的文物點。趙銘巖和同事包攬了此次延慶區普查所有的外業工作，包括古建筑、古遺址、古墓葬、石窟寺石刻、近現代文物等類別。

二普、三普時期記錄的許多遺址沒有那么精確，發掘回填后早已變成莊稼地，沒有任何痕跡，很難分辨。以前的記錄方式也不精確——沒有坐標，只有手繪圖和文字描述，“村子東南西北”這種表述，過了這些年再重新尋找，幾乎等于大海撈針。

解決問題還是靠最土的辦法——找人。找村里的長城保護員、文化組織員，讓他們幫忙聯系認識路的向導。實在找不到，就自己在地圖軟件上研究軌跡，把點位標出來，然后硬走。

偶然發現的一段鐵軌，揭開京張鐵路百年歷史

三堡車站是這次普查里讓趙銘巖印象最深的新發現。

三堡在京張鐵路上，對面是同名的村子。那天他們進村拉網調查，趙銘巖無意間看見一段鐵軌，心里覺得奇怪——村里怎么會有這東西？

走近看，鐵軌上鑄著字：“1906”。

他心里一動，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培訓的時候老師著重說過，1911年之前的都算文物。如果這段鐵軌是1906年的，那就極有可能是詹天佑修建京張鐵路時用的原物。

再仔細看，鐵軌上還有一些英文字母。那時候還沒有AI，他用瀏覽器搜，發現字母組合指向“皇家京張鐵路”。基本上能確定，這就是詹天佑時期的東西。

后來他跟鐵路部門聯系，才知道這段鐵軌屬于“避險線”——相當于高速公路上的緩沖帶，在危險坡段讓失控的火車停住。京張鐵路從海拔400多米爬到延慶的海拔800多米，爬升大，坡度陡，確實需要這種設計。

趙銘巖（右三）和同事查看發現的鐵軌。受訪者供圖

更讓人意外的是，他和同事們在這個區域陸續發現了來自六個國家的鐵軌：中國的、美國的、比利時的、俄國的、日本的、英國的。這恰恰印證了那個年代的歷史——詹天佑修路時財力有限，鐵軌從不同國家采購，東拼西湊。

1939年，三堡發生山洪，車站和站舍全部被沖毀，后來日軍占領期間進行過修復。那段鐵軌歷經100多年，至今保存完好，放在村里。

趙銘巖說，這個地方能反映歷史、驗證歷史、還原歷史，有文物價值，也有教育意義。

“老人抱著孫子走幾公里，帶我們找文物”

文物普查工作有很強的季節性。

夏天植被茂盛，長城基本被蓋住了，拍不出全貌，要防蚊蟲、防蛇、防曬，野豬偶爾也會出現。所以，很多長城點段只能冬天上去，葉子落了，山脊的輪廓才清晰。

冬天上山有冬天的難處。今年4月，他們去北山調查長城，想著開車到離點位近一點的地方。結果到了后山，車走不動了，打滑。人下車往前走，前山還好，雪都化了，翻到后山發現雪深到大腿根，“快到腰了”。那種情況沒法硬撐，只能撤，改天再來。

趙銘巖說，干文物普查，體力是基本功。之前有記者跟著上山找烽火臺，穿著羽絨服，沒走多遠就體力不支，腿發抖，腳也不聽使喚。反倒是請來的向導，快70歲的老大爺，一路把記者攙回來。“村里天天上山的人，體力確實可以。坐辦公室不爬山的，真不行。”

村民幫了大忙。很多路已經不存在了——這些年不讓砍柴、放牧，山里的柴草瘋長，以前清晰的山路全被覆蓋，沒有熟悉地形的人領著，根本找不到。

有一次在水口村，趙銘巖和同事看到一個老大爺在哄孫子。趙銘巖上去問，“能不能幫我們帶一下路？”大爺說抽不開身，他們只好耐心地懇求大爺。大爺沒再推辭，抱著孫子走了幾公里，帶他們找到了文物點。

“村民的文保意識真的挺好。”趙銘巖說。

體力分配也是門學問。誰體力好就多背點吃的、喝的，路比較難走的時候就相互照顧，路上水不夠了互相勻著喝，“也不講究誰的瓶子，干不干凈了”。

延慶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的外業工作已經結束，但他知道，普查結束不等于工作結束。“對于不可移動文物，要依托普查數據做分級分類保護，優先對瀕危遺產開展搶救性保護，同時，充實基層文物保護隊伍，如長城保護員、文化組織員、村級聯絡員，做網格化管理。”趙銘巖說，需要加大修繕專項經費的投入，充分挖掘新發現文物的歷史內涵，真正讓文物“活”起來。

趙銘巖調到文物局之后，主抓修繕工作，長城那邊的工作主要劃分到延慶區長城管理處，有時候一天要跑九個工地。談到如何總結這次普查經歷，他想了一會兒，說：“踏遍城鄉街巷，摸清文物家底，堅守初心，守護本土文物。”

沒有煽情，沒有修飾，像一個普查員在登記表上寫下的工作日志——準確，平實，一字不多。

新京報記者 展圣潔

編輯 張磊 校對 吳興發